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作册奂器组合(左)及“太保墉燕”铭文(右)实证了北京三千年建城史。 (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供图)
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1🦎900余枚封泥和5万多枚简牍,既实证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文献记载的“西汉置益州郡”的历史史实,也弥补汉代基层治理考古发掘资料的缺失,揭示中央王朝通过“赐滇王王印”、推行郡县制的柔性治理,对云南实施有效行政管辖。四川大学教授霍巍称,简牍中“郡、县、乡、里”的发现,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基层组织提供了考古实证。
边疆考古是此次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一大亮点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,着眼于大的课题,然后从细微处入手,阐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历程,是中国考古的一大发展趋势。
参评的吉林和龙大洞遗址、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、黑龙江阿城金上京遗址,和最终入选的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、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、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,在霍巍看来,这些都证明中原文明发生的同时,边疆地区同样也在开始它的文明进程,而且跟中原文明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,“一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强烈的吸引力,但另一方面其自身也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。在两股力量的作用下,最终演进为一个统一多民族🥚国家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,多学科结合的手段已深入应用在各考古项目中。王巍特别提到,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采用人类全基因组测序是极具代表性的范例,这一手段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古代家族树❌,在该墓地辨识出一组四代家族树,判断家族关系是以父系遗传为纽带,并存在近亲结婚的现象,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、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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